治白癞风魏征是一盏灯
桎木山人细雨敲打窗户，颇有长夜漫漫之感，于是就围炉夜读。信手而翻，与魏征不期而遇。掩卷而思，对魏征便有了新的认识。
在历朝历代人们的心目中，历史人物总是有忠奸好坏之分的。无论按什么朝代的标准来衡量，魏征都毫无疑问地是个大大的忠臣。尽管他先后辅佐过几个人，与“忠臣不事二主”的古训相悖，似乎算不得“忠臣”，可他偏偏名垂千古，在历朝历代如过江之鲫的名臣中，也算是屈指可数的名臣中的名臣。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位巧忠良臣！说他巧忠，是因为他虽然历事诸主，但并不一味地愚忠，并不为一家一姓乃至一人去无谓地献出生命，也不是见风使舵，投机取巧，更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或是苟延残喘而去朝秦暮楚。在他的心中，有一个准则，那就是上安君国，下报黎民。有了这个基本准则，他就可以明确自己“择主”的标准，而不是随便找到一块木板就当菩萨敬，随便找到一个人就奉为神明，也不是随声附和，唯唯诺诺，而是敢于为正义直面权威。李世民统一中国后，天下太平，很多公卿大臣建议太宗到泰山“封禅”，告成功于天地。魏征以为不可，坚决谏止，因此和唐太宗引起了一场辨论。太宗争辨说，难道我“功不高耶？德不厚耶？远夷不慕义耶？嘉瑞不至耶？年谷不登耶？何为而不可？”虽然唐太宗一连提出六个反问，但魏征毫不让步，对上述各点一一进行驳斥，最后严肃指出“隋氏之乱，非止十年，陛下为之良医，疾苦虽已义安，未甚充实”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搞“封禅”之类的事，实为劳民伤财之举。最后终于使唐太宗接受了他的建议，结束了“封禅”一议。当时，唐朝大臣能够自由地上书言事，唐太宗也能够虚心地听取臣下意见。*治清明，国富民强，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“贞观之治”。
说他是良臣，是因为他既使自己赢得了名声，又使君主获得了声誉，还使国家和人民得到了好处。他在进谏之时，不仅不为自己的实际利益乃至性命考虑，也不为自己的名誉考虑，实实在在，有什么问题就讲什么问题，苟且偷安、沽名钓誉与他无涉。所进之言，皆于国于民有利，动机与效果得到了很好的统一，是为良臣。贞观十二年（638），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，懒于*事，追求奢靡，便奏上著名的《十渐不克终疏》，列举了唐太宗执*初到当前为*态度的十个变化。贞观中期以后，朝廷大臣都尽力歌颂太平盛世，魏征却给太宗上了一道奏章，指出他十个方面的缺点，希望他警惕，保持贞观初年的好作风。唐太宗把这个奏章写在屏风上，早晚阅读，引为戒鉴。他对魏征说：“我现在知道我的过错了，我愿意改正，否则我还有何脸面和你相见呢？”由于魏征处处为国家的利益着想，对皇帝的批评毫不客气，始终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讲话，为老百姓谋取了很多福利。
贞观十六年（642），魏征染病卧床，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。魏征一生节俭，家无正寝，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，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。魏征死后，唐太宗为表彰他的功绩，寄托自己的哀思，准备举行盛大的葬礼，但魏征的妻子不同意。太宗决定：尊重魏征的意愿，葬礼从简。结果，魏征就像一般读书人死去一样，只有一辆白木车子和一副白布帷帐为他送葬，但他一生却活的坦然和幸福，赢得了世人的尊重。
魏征竭诚辅佐太宗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他性格耿直，往往据理抗争，从不委曲求全。魏征病逝家中，太宗亲临吊唁，痛哭失声，并说：“夫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知得失。我常保此三镜，以防己过。今魏征殂逝，遂亡一镜矣。”
太宗对魏征的评价很高，也很中肯。
一个忠臣就像一盏灯，不但能照亮自己，还能照亮别人，灯越多，光明也就越多！历史上的魏征就是这样一盏灯，它照亮了一个时代！
